不可避免地，激励机制会成为一个挑战——很难让人们的注意力在网上停留超过十分钟，更不用说让他们参与几天或周末的活动了。这个问题通常反映在在线审议实验的参与人数上。在上述 ACP 的案例中，全国只有 300人参加了在线议会（联系人数为 8,000 人）——这一数字并不比受邀参加实体活动的 150 人高出多少。
其他培育在线协商文化的尝试包括德国海盗党对 Liquid Feedback 的失败实验，该实验中，一个过于复杂的工具作为党内已经参与的成员的沟通方式效果很好，但在针对更广泛的选民时却难以吸引参与者。这提醒我们，那些对技术充满信心且已经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自愿在线参与。
协商民主专家还认为，当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面对面地交流时，参与的质量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包括更高的责任感和公民义务感，而这些是数字技术难以复制的。
一些人正试图重新引入在线面对面元素。詹姆斯·菲什金 (James Fishkin) 正在开发一个扩大在线审议规模的原型，参与者可以通过一系列实时视频会议互相看到并互动，自动主持人会提出问题，促使参与者反思，并确保所有声音都能得到平等倾听。其他激励更高层次参与的方法包括使用游戏，例如 Engagement Lab 的@Stake，它已被证明可以提高公民进程中的同理心和创造力水平。
除了这些实验性方法之外，实践者在推出新方法之前，最好先仔细研究在线协商中哪些方法有效。康奈尔大学的“监管室”等项目提供了一套通用的、基于证据的方法（和软件工具），用于设计富有成 自雇数据 效的在线协商对话并降低参与门槛。
2）更多病毒式参与：改善融入流程的多元化理念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则认为，在线参与形式不应局限于深入的审议，而应更多地创造像众包这样更具病毒式传播的大规模参与形式。
如果做得好，这种方法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2015 年，Podemos 等政党在 Reddit 上展示了大规模的参与，德国政党 Aufstehen最近有 34,000 人参与了舆论绘制活动，这些都表明，邀请大量民众提交、排序和筛选想法可以产生集体智慧，帮助决策者了解民众分歧的关键点。在这些例子中，参与通常比更协商的方法更快，反思性更低。但它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提高对最重要问题的理解，或强调需要在面对面环境中更详细地阐述的痛点。
在实践中，将这种方式与线下审议相结合可能看起来就像马德里市议会最近宣布的那样，他们数字民主平台Decide Madrid上收集的数千个想法将由随机选择的公民大会进行分类。这里的想法是让在线众包平台为公民大会设定参数，公民大会负责筛选在线提案，并决定将哪些提案转化为可实施的政策。爱尔兰在 2017 年关于堕胎的公民大会上采用了类似的系统，即线下小组负责筛选和回复在线提交的内容。
在邀请大量在线投稿时，技术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过滤噪音。像 Pol.is 这样的Wikisurvey会限制人们能够输入的内容，并使用降维来查找关键问题，并向决策者呈现最广泛的意见，保留少数人的声音，而不是放大最响亮的声音——这是传统社交媒体失败的领域。
组织者还可以研究尝试自动化在线众包过程的委托方法。聊天机器人（如泽西岛政府使用的聊天机器人）会进入受众所在的地方（例如 Facebook Messenger）并提出问题，人们可以像回复朋友的消息一样回答这些问题。公民大会委托外部民意调查或市场研究公司调查更广泛人群的意见（尽管这些并不便宜）也很常见，然后可以将其用作离线审议期间的简报材料。
如果预计参与人数较少（例如，如果要解决的问题非常本地化），则可以使用在线论坛工具和创意生成平台来扩大参与人数。例如，Your Priorities、Consul或Discourse等工具，其中一些工具在几年前Nesta 领导的 D-CENT 项目中进行了测试。
同样，需要仔细考虑预期管理和公平性，而找到一种将其建设性地融入线下流程的方法也同样具有挑战性。上述示例表明，这种类型的在线参与可以很好地在线下流程开始之前发挥作用，无论是生成一组众包想法以在审议流程开始时使用；缩小或集中议程；甚至决定首先选择哪些问题进行审议。